有选举民主也不会有预算民主，因为，只有多党民主才会有预算民主的说法，反映了持论者的认识偏差。

宪法体现了尊严、规则、法治等社会共同体的基本价值,是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规范基础。处理社会现实问题要有宪法意识。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不是一种内部循环结构,也不是三机关权力的平分秋色,而是突出三机关各自职权的独特性,体现出两种服从关系:在价值理念上,效率服从于公平,配合服从于制约。宪法是国家法律秩序的基础,为创新而进行的违反法律的任何措施会破坏国家的法律秩序。宪法的核心精神是规范公共权力运行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路径上,目前全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法制轨道内解决矛盾冲突的共识,要做到让民众信法不信权、信法不信访、信法不信闹,还需深化司法改革,以宪法为根本,约束公权力,一方面将政府所有权力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并由此赋予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对民众的权利而言,法无限制即享有,尊重与保障人权。

合理调整法检公关系我国现行宪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在此之前,社会管理创新不应以违法为代价而贸然进行。而且，这些妇女婚后的房产形式基本属于男方父母赠与或男方个人在婚前投资购买。

作者注：这是作者最近应邀为《中国新闻周刊》撰写的专栏稿，此文发表时有删节。这句话，作为宣传标语或广告用语当然是没有问题的。看来，在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将夫妻财产划分为共有财产和私人财产显然是现代社会逐渐趋同的潮流。据世界权威的财经杂志《福布斯》披露，美国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和妻子胡安妮塔离婚后，需要支付给胡安妮塔大约1.5亿美元的抚养费。

有些法庭为了避免法官的主观武断，还直接采用了专门设计的电脑软件，采集夫妻双方的各种数据后，甚至可以将夫妻离异后的财务补偿费用精确计算到个位数。中国最近在婚姻立法方面出现的部分革新和进展（如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出台的《婚姻法解释三》），看上去似乎也不由自主地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潮流同步并接轨。

好莱坞电影明星迈克尔•道格拉斯和迪安德拉1998年两人离婚，迪安德拉除了得到4500万美元的抚养费外，还得到了在比佛利山和马乔卡的两处房产。相形之下，中国的男人们的离婚成本还是很低的。无论是采取夫妻财产共有制还是采取夫妻财产分别制的美国各州，都将夫妻一方在婚前取得的财产、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因赠与、继承取得的财产（比如从一方父母处获得赠与或继承的动产或不动产），以及此类财产日后产生的收益，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这说明，男女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并不足以撼动美国社会对私有财产保护方面坚如磐石般的基本原则。

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与阿梅•艾尔文离婚时，因为结婚只有四年，所以斯皮尔伯格只支付了1亿美元的抚养费。不过，熟悉他的人们大多知道他对客户们有个奇特的请求：每个月的1号那一天，千万不要给他打电话，因为这一天是他心情最难过和沮丧的时候 —— 他在这一天要依照法庭判决的要求给他那位金发碧眼的前妻支付扶养费，他几乎要将自己一半的收入付给那个至今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再婚的前妻。在美国，女人做家庭妇女的很多，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做家庭妇女也做得悠然自得。联想到革命经典《红色娘子军》中那句著名的唱词，恐怕大致是：美国的战（男）士责任重，中国的妇女冤仇深。

如果有孩子，抚养费更要加码。这方面，看来是需要立法和司法机关进一步加以研究的。

一旦离婚，无论各方是否有过失，如果女方没有工作收入，法官通常会判决丈夫不断地支付前妻抚养费直到她就业或再结婚为止，而且抚养费的数额应当足以维持被抚养方先前的生活质量。真实情况是，在中国，我们无法设想大多数女人都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独立的经济来源。

如果前妻只交男朋友楞是不去扯结婚证，这抚养费还得照给不误，苦了自己舒服了别人，实在是让前夫们看在眼里、气在心头。在城乡结合部与城市里也存在一批工资微薄、不能经济独立的妇女（三）北京市公安局曲解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和精神，剥夺了李某作为公民理应享有的正当的诉讼权利。试想，如果确如爆料者所说，纠纷由被打的彭某急刹车、转弯不打转向灯或停车辱骂他人等过错引起，那么打人一方的行为即使真的构成犯罪，其情节也轻微许多。我们这里不需要一一引用法律条文来对照、论证这一判断的正确性，这里只须指出下面的情况，就足以证明北京警方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精神。李某及其父母是这个体制的最新知名受害者，但绝不会是其最后一个受害者，这点值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其次，彭某被打缝了11针，这个伤口到底是苏某还是李某造成的，也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实。公权力机构让李某这些X二代无法拼爹也就够了了，实在不应该让他们反过来被爹坑一把。

在各种质疑声中，有一种在法学圈广为流传的质疑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不经过司法程序，一个行政部门就飞速给李某定罪、剥夺其人身自由1年，这种做法合法吗？我们上网查阅，发现网上也有这方面的议论，于是决定就这个案子做一点考查。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这种结果是北京警方对法律的有关规定做恶意适用的后果，警方完全可以调整思路，对法律的有关规定做善意的适用。北京市公安局通报原文如下：公安机关经工作查明，2011年9月6日21时许，李某(男，15岁，北京市人，学生)、苏楠(男，18岁，北京市人，学生)在海淀区马连洼北路西山华府小区附近因纠纷谩骂、殴打他人并损毁他人驾驶车辆。

这一规定旨在限制媒体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报道。相对于对待成年人来说，北京警方如此不公正地对待一个未成年人，有关主事者应该感到荒唐和羞愧。这就是有代表性报道方式之一。在北京警方处理这个其主体的行为未必能定性为犯罪的案件的过程中，人们没有看到任何感化措施，看到的都是急匆匆迎合媒体言论的冷若冰霜的处罚。

在《刑法》第17条中，我们没有看到授权公安部门确定某公民是否有罪的规定，也没有看到授权公安部门确定某公民是否应由政府收容教养的规定。不少媒体报道，打人者之一是李双江之子的消息获得证实。

人们有理由怀疑警方对李某做加重处罚是忌惮媒体压力，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办案的结果。（四）李某的案子由公安部门以单方面做决定的形式办理，事实不清，真相不明，责任难辨，因而弊病很大，公信力极差，公正性严重缺乏。

在审查中，李某、苏楠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这方面，我们寄希望于政法高层的理性，也寄希望于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律界、法学界的努力。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新闻媒体处于新闻性的考虑，突出报道李某，有可以理解之处，但作为公权力机构的公安部门应该依法律规定办理案件，不能盲目顺着新闻媒体树立的杆子爬。（一）北京市公安局没有确定李某有罪的主体资格。北京警方为迎合网络言论，对未成年人李某给予严厉程度异乎寻常的处罚，明显以处罚代替教育和感化，让人感到其内容既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也违背人情、理性。

警方同时查明，案发时李某系无证驾驶未悬挂号牌车辆(车牌号为京J79272)，存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驾驶未悬挂号牌车辆等多种交通违法行为。李双江先生自以为这是守法，其实是放弃法律规定的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应担负的监护义务或保护责任。

从现有报道看，甚至李家连律师都没有机会请，更没有介入警方的调查和做决定过程。李某不够16周岁，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但即便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由政府收容教养，依宪法、法律的相关规定和精神，也应当由人民法院审理和裁判，而不是由公安机关认定。

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李先生肯定有溺爱孩子和对孩子管教不严的问题，对此媒体上批评他的话语已经够多的了，他应该受批评，应该反思。